亲历开封守城的白愚在《汴围湿襟录》里记过一件轶事。开封围城时值冬日,守城的高巡抚便号召大家有衣捐衣,有被捐被。围城日久,物资紧缺,巡抚大人也有些不大好张口,就对民众讲:“官军需尔衣被,奈尔妻子冻馁何?”
民众的觉悟此时就显示出来了:“妻子在家可忍,官军霜立堪怜!”一时间官民纷纷倍受感动,把鼻涕眼泪都混在一起。但等到弹尽粮绝了,此种情谊便化作水火了。官兵说我们拼死为你们守城,要吃要喝自是应该,待闯贼攻进来,大家都得死,于是下乡搜掠米粮便不那么温良恭俭让起来。
民倒是一面担心着城外闯军攻进来,大家玉石俱焚;一面又觉得反正都是抢,也许倒不如让闯军进来抢更痛快一些。等到闯军真攻进来时,大家发现其实倒没这么糟糕,除了那些抵抗者千刀万剐,高门大户全都充了产以外,只消磕个头,当个顺民,日子照过,无甚两样。
但大问题就在于,民心究竟所向为何,最终还是史书定性。假使李自成不是在北京只待了42天,只坐了一天大顺皇帝,而是一世乃至万世不穷,那么开封民心的故事自然只有后半段的顺民书写,而前半段对抗闯军时的官民同心协力,自然就要大打折扣。
但史家的另外一个难题就是,毕竟投降不是一个好听的字眼,哪怕是附会以“早识天命”、“不忍阖城糜烂”之类的高尚字眼,也是难以完全美化的,而忠君保城的行为,即使是对王师所指阻遏甚剧,也是要大大表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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