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对于这些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来说,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大自然”的掣肘,让它标准化,同时也要保证收录的声音自然自在。
参与调查的老师和同学们认真的态度让汪涵动容,更让汪涵感动的,是当那些方言发言人了解我们在做的工作时候,“他们常常在录完之后还三番五次地发信息,说还有什么东西我又想起来了,你还需不需要。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录下的声音可以在博物馆里保存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他的子子孙孙将来只要有可能,就可以听到,喔,那是我的祖先说的话,他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慎重,他就真的意识到历史的长河是真的很长很长的一条河,而不是考虑明年、5年这样的维度。他就有意识考虑到,噢,我是在做一个50年、100年、500年以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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